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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自清代詩人（時任刑部尚書）王士禎評聊齋先生（蒲松齡）巨著《聊齋誌異》之題詩，全詩為：
姑妄言之姑聽之
豆棚瓜架雨如絲
料應厭作人間語
愛聽秋墳鬼唱時
或曰：愛聽秋墳鬼唱詩！
蒲松齡在完成聊齋定稿時，曾經將此作品向他好友王漁洋請益，王對聊齋大為讚賞，甚至打算買下此書，但蒲執意不肯因而作罷。不過，王仍為此書作評語，並且寫了一首奉題誌異詩：「姑忘言之妄聽之，豆棚瓜架雨如絲；料應厭作人間語，愛聽秋墳鬼唱詩。」此奉題詩不知何故只在聊齋的初版上刊印，其後印行版都未出現，作者與蒲是好友親戚，深刻了解蒲寫作的旨意，28個字就把聊齋作者的心意表達清楚，真是絕妙好詞。
《聊齋》在中國文學上的崇高地位是無庸置疑的，其中四百三十餘篇的作品，內容涵蓋說理、談情、靈異、寫實……，各種題材，創意構思靈活，數「量」豐富。古代文人好談鬼，他們對待鬼神的態度大多與孔子的“敬鬼神而遠之”相同，介于半信半疑之間，理性給他們的談論開拓了空間。蘇東坡因文字獄貶謫黃州，無聊之極，隨意找人聊天，“有不能談者，則強之說鬼。或辭無有，則曰‘姑妄言之’。於是聞者無不絕倒，皆盡歡而去”（《避暑錄話》）。這是一種隨意的無可無不可的生活情趣，奇奇怪怪的事，姑妄言之，姑妄聽之。《聊齋志異》也是如此，時任刑部尚書的王士禛題詩雲:“姑妄言之姑聽之，豆棚瓜架雨如絲。料應厭作人間語，愛聽秋墳鬼唱詩。”大意是說蒲松齡一肚皮牢騷，無處發洩，所以在“豆棚瓜架”之下談鬼說狐。蒲松齡馬上和了一首，謙遜地說:“志異書成共笑之，布袍蕭索鬢如絲。十年頗得黃州意，冷雨寒燈夜話時。”意思是我蒲松齡與東坡一樣，也是因為無聊，才專注於此。
可見，文人士大夫“談鬼”、“寫鬼”，除了寄托自己現實情懷外，更多的是借以潤滑生活。因此他們的鬼故事中許多就是人間故事，友誼、愛情，相互提攜、冤冤相報，什麼都有。
壹●前言
蒲松齡的《聊齋誌異》俗名《狐鬼傳》。《狐鬼傳》這個書名，乍看之下，以為它不過是「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」而已。然而，仔細翻閱過後，才發現原來這是一部標誌中國文言小說高峰的奇書，它繼承了六朝志怪小說的優良傳統並吸收唐人小說的創作經驗，寫狐寫鬼、寫妖寫怪、寫花木精靈、寫神仙外道，於荒誕不經的表像下，獨闢蹊徑，深刻的反映出清初封建文化專制下嚴酷的封建社會現實，曲折的表現出作者內心萌動的民主理想。在《聊齋誌異》這個花妖狐魅、神鬼精靈薈萃的藝術天地裡，正如魯迅先生所說：「使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。它顯示的是人性美、人情美，而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。」因此，聊齋誌異所反映的正是封建末世的人間萬象，將讀者帶領到全新的境界，領略到神奇瑰麗、不同凡
響，從而頓覺「另長一番精神」。
貳●正文
一、《黃英》
《黃英》寫的雖是馬子才和黃英姐弟的交誼細事，但一方面愛菊成癖，另一方面則是菊花精靈；一方雅如潔士，樂道安貧；另一方則俗同市井，仰菊致富；於是，人妖之間觸發一場耐人尋味的觀念之爭。作者寫《黃英》重在賣菊和置產的描述，我們可以將黃英姐弟視為市民階級的理想化身，而馬子才則屬於傳統知識分子的代表。馬子才是愛菊為雅癖，視菊花為雅品，視藝菊為雅事，他是一位正直耿介卻又不乏迂闊的人物，所以，當黃英姐弟提出「賣菊亦足謀生」的主張，來改變「日以口腹累知交」的現況時，馬子才大惑不解，當即以鄙夷的口吻責怪道：「僕以君為風流高士，當能安貧；今作是論，則以東籬為市井，有辱黃花矣。」誰知黃英姐弟不以為然，他們認為：「自食其力不為貧，販花為業不為俗，人固不可茍求富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。」雙方的這一觀念之爭，其焦點在於對待貧窮的態度，最終雙方也就不歡而散。後來，社會經驗的檢驗，證明了黃英姐弟的主張是行得通的。然而，陳舊的觀念並非一朝一夕就能改變過來，馬子才處於厭其貪鄙又羨其花榮的矛盾之中，再次與黃英姐弟交往並與黃英結為伉儷。其間，儘管馬子才為維護傳統的「清德」，
寧可窮困也不願喪失男子氣慨，但黃英卻毫不讓步，再次進行了思想意識的交鋒，結果馬子才經黃英說破，自己也覺得言雅行俗的可笑，終於承認了現實。
〈註一〉黃英姐弟致富後對錢財的態度，不禁使人想到後市一位銀行家的格言：「取象於錢，外方內圓。」黃英姐弟同樣是「取象於錢」，他們有自己的品格，有菊花的高潔與芳香，這是不可改變的原則，是「內方」；他們也有適應環境，不強於人的耐心與美德，也不像牡丹那樣富於國色天香，這是他們的靈活態度，是「外圓」。有了「內方外圓」，就沒有了銅臭，而且以銅為資本，擴大花香，《黃英》之妙，妙在「只有花香，沒有銅臭」！
二、《勞山道士》
《勞山道士》內容描寫一個故家子王七學道不成，心懷取巧之意，學成穿牆之術，結果回家一試，卻頭碰堅壁，額上留下一個鴨蛋大的青包。作品開頭先點名王生是「故家子」，緊接著作者就點出它「少慕道」的心理傾向，在簡略的交代了王生上山拜師的經過後，作者便以高超的想像力與極大的篇幅凸顯了道士宴客的場面，而王生在見識到道士高明的法術後，則「歸念遂息」，原來王生之所以想學道，只不過是貪圖享樂罷了。後來，王生終於忍受不了，向道士提出離山回家的請求，當時「道士笑曰：『我固謂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』」話雖說得婉轉，但只一「笑」，便表達了對王生的嘲諷之意，然而，王生不甘心白做苦工，竟厚著臉皮要求道士傳授穿牆之術。試問：一個本分的人，何需學穿牆之術呢？王生偷雞摸狗的不良居心便顯露了出來，可是道士居然「笑而允之」，這一「笑」強烈表達出對王生的不屑，而王生學會道術後，道士善意的警告王生「歸宜潔持，否則不
驗。」希望王生能有所領悟，但王生卻無法意會，最後得到的只有額上的大包和妻子的嘲笑而已。
〈註二〉人們評價蒲松齡的表現手法之獨到在於：把現實性情節和幻想性情節有機地結合起來，連貫在一個天衣無縫的完美藝術整體中，讓現實的真和幻想的奇兩相交匯，實現虛實相生、爭相輝映的效果，讓表現對象顯示出獨特的光彩。其實以現實情形考察，就可以這樣解釋：勞山道觀的圍牆根本不存在，王生看到的只是一種蜃景，而由於生活經驗的習慣制約，平時只從門戶出入，從未加以檢驗，老道只不過明白其中奧妙，卻不指破，故意以此教訓心術不正者而已。
三、《葉生》
《葉生》是寫一個葉姓書生受盡封建科舉制度的毒害和摧殘，精神分裂，以致生死莫辨的悲慘故事。作者把葉生放在十分現實的環境中加以刻畫，寫他「文章詞賦，冠絕當時」，科舉卻屢試不中，由於精神受到嚴重摧殘，終於支持不住，一病不起，後來一位賞識它的丁縣令邀葉生一同返回家鄉，並請葉生作為丁家子弟的塾師，他也蒙丁縣令提攜，終於中了舉人。葉生多年未了的宿願一成為現實，便喜氣洋洋，衣錦還鄉。故事就是在這樣平平淡淡的寫真中，幻想性的表面特徵照亮了全篇。這裡有兩個特別的細節：一是寫葉生回到家裡，正好碰上「妻攜箕具以出，見生，擲具駭走」；一是寫葉生「逡巡入室，見靈柩儼然，撲地而滅」。原來葉生早已死了，中舉的喜悅成了虛幻，強烈地印證了含怨而死的巨大悲哀。這虛實相生、真幻結合的筆法，讓人從真實的情景中，看到葉生和葉生一類的知識分子，為了求取功名，已經掙扎得心力交瘁，卻還執迷不務、孜孜以求，中舉成了它生命的唯一內容，生活的全部希望。
〈註三〉整個封建時代的科舉史，也就是廣大知識分子備受摧殘的血淚史，作者本身的遭遇和巨大的精神痛苦就是和這個一樣，他在《葉生》篇末的「異史氏曰」中強調：「魂從知己，竟忘死耶？聞者疑之，余深信焉。」葉生的命運，實質上是封建時代廣大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，他們永遠幻想有一個成功的機會而至死難以改變。
參、結論
當初為什麼會想探討《聊齋》這本書呢?原因是在國文課上讀了其中一篇『勞山道士』(王七)，當時讀來覺得滑稽有趣，便刻不容緩的再翻一篇『劃皮』。《聊齋》裡闡述的旨意，都與「人的本性」脫不了關係。人有時不敢顯露自己真實的一面，以虛假的一面來處理事情；有時刻意的把自己黑暗的一面隱藏起來，表現出來的都是自己好的地方。也許”掩飾”就是人潛藏的本性。但這樣生活下去有什麼意義嗎?等到有一天你累了，狐狸尾巴自然會露出來，大家便發現”原來你不是這樣的人”，後果當然可想而知。把自己搞的這副狼狽模樣，值得嗎?不如坦然的面對一切，心中踏實些，即使過著不富裕的生活，心裡也可以很自在，這樣不是很好嗎?另一方面，蒲松齡提到了有些汲汲於名利或是求取更高官位的人，會擠壓同僚且完全不顧情義，會討好上司而欺壓百姓；有些利用自己的官威權力大，就橫行霸道，我行我素。這些現象在現今社會依然存在。每天看電視新聞就好像在看電影，看立法委員們精采的演技，還有一張利嘴，有時甚至上演全武行，百姓不知是該喜還是悲。作為一個”官”，就該替人民操心，為社會大眾謀取利益，替國家的未來設想，將人民的心聲正確的傳達出來，而不是浪費國家公帑，每一分錢都是我們辛苦掙來的。看著他們打口水戰，我真想問”難道你的口不會渴嗎?”在《聊齋》裡，似乎魑魅魍魎更懂得『知恩圖報』『飲水思源』。人世間的情愛也比不上人鬼的癡情。蒲松齡筆下的人物都別有一番意味，別當它只是一般的神怪小說，其實裡面寓意深遠，更發人省思。你一定會對它愛不釋手的！
